中国社会有一个影响数千年历史的特有产物——士大夫。当然，在世界其他国家也能找到类似于它的身影，比如印度的刹利帝，再比如欧洲的僧侣教士，但是没有一个能如士大夫如此根深蒂固，左右历史的发展。
简单说，士大夫就是知识分子、读书人，而且是贴着儒家学派，专读儒书的知识分子。他们的职位就是做官，生来如此，天经地义。
从周朝开始就形成了士大夫的萌芽，不过当时的“士”，单指武官，而“大夫”特指文官。汉武帝时期，朝廷效仿战国时期的“招贤”办法，命高级官员与地方政府，推举“贤良方正”“直言极谏”人士。比如脱颖而出的董仲，连上“天人三策”，让汉武帝如有醍醐灌顶之感觉。因此，非贵族集团逐渐形成，并在官员群中占有一席之地，诞生了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阶层。
东汉时期，朝廷下令高级官员与地方政府推举“茂才”“孝廉”人士，使得士大夫阶层无论在数量上与凝聚力上都有了质的飞跃。政府这一新的动作，无疑是夯实了士大夫集团的政治地位。
当“推荐”成为知识分子终南捷径时，就意味竞争的来临，而正是有了竞争，才给整个社会带来活力。在强烈的竞争之下，知识分子才能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，以引起推荐者的注意。所以每个知识分子都兢兢业业，追求突破记录的极致，这样一来势必催生一种新的社会风气。不过物极必反，矫枉过正的情况也就屡见不鲜了，毕竟多数人利字当头。
我们可以将知识分子攫升士大夫之路归纳出五种方法：
一、长期为父母服丧
古人有为已故父母服丧三年的制度，这一鸡肋制度的创始人就是孔、孟两位大儒，为了将此项制度推而广之，还不惜动用了政府力量。王莽是儒家学派忠诚的衣钵传人，所以他建立“新朝”后，将“守孝三年”做为基本国策去实行。这样一来，到了东汉，守孝三年也就不足为奇了，于是有人故造声势，服六年之丧，这类人就是属于想当官的一类。更有甚者，干脆一服就是二十年，当然他们很不幸是在年幼时就死了父母。有人为了表示“孝心”，哭到双目流血，有人干脆绝食，以一副骨瘦如柴的形象去博取别人的赞许。
二、辞让财产与官爵
财产与官爵是大多人毕身的追求，儒家知识分子尤其猛烈，所以在这上面也做足了文章，为得是显示高尚情操、异于流俗，而最终又落入沽名钓誉、待价而沽的俗套。比如，当弟兄几人分家产时，都去抢最少的一份儿。父亲留下的爵位理应由嫡子继承，而他却躲入深山，坚持让给庶子。只要出了名，自然不愁被埋没，有时候，政府官员就会慕名相请，为官之路水到渠成。不过也有拒绝的极少数人，被称为“征君”，或许在他们看来，好名声比当官还陶醉。
三、崇侠尚义
儒家学派把所有人行为性质一分为二，即利与义。士大夫认为义字当先，利是退而求其次的东西，甚至可以完全舍弃。比如宁愿牺牲自己的性命，也要为朋友报仇或是为被处死刑的朋友收尸，即便千里送葬，也在所不辞。
四、倡导廉洁
官员的贪腐残暴是古代社会的顽疾，而东汉的士大夫却如一股清流，不仅鲜有贪腐行为发生，而且相互勉励，以“君子爱财取之有道”为最大光荣。有人甚至将朋友送给亡父的奠仪退回，但遇有求于危难者，往往慷慨解囊。
五、效忠恩主
政府高级官员的幕僚，大多数由自己任聘。一个知识分子一旦被选中，则前途一片光明，晋升之路非常顺坦。因此，这是知识分子的一个机遇，自然备加珍惜。事实上再被推举为“茂才”或“孝廉”之后，通过了聘任才有飞黄腾达的机会，否则最多也是一只“落地凤凰”。这样一来，士大夫必对恩主感恩戴德，如日本武士、欧洲骑士一样为主人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
上述五种行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，当然他们都会争着抢着去做，并且做得有声有色，而实事却很差强人意。比如，在服孝其间是禁止与妻子同房的，但有人服孝二十年却连生五子；还有去亲姐姐家坐客，饭后坚持付饭钱。不过，这种现像虽是一种流弊，但于社会是无害的，而士大夫的形成造就的是一个封闭型的社会。
任何一个阶级集团都会自觉地维护本集团的既得利益，所以无论是最初的“茂才”“孝廉”，还是官却转折的“聘任”，他们的举荐范围会逐渐缩小。因此，纵观整个社会，呈现出无数的直线行业，比如木匠的儿子还是木匠，农民的儿子仍是农民，官宦子弟依然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妻妾成群。
到此，从最初的模范平民到最后必须是士大夫子弟，一种门弟观念随之产生，而且这种观念非常之顽固，以至于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。这种观念有百害而无一利，是一个阶层对别一个阶层的压制，致使整个社会失去活力，人民思想麻木、苟且，失去创新力。
